中国足球改革绝对不能怕得罪人 足协要成立智囊团
摘 要：长期以来，中国足协从掌门人到部门负责人，一直害怕得罪人。在很多反响较大问题的处理上，都存在瞻前顾后、趋炎附势的现象。最终和中国足协的官员一起沦为“扶不起的阿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足协本该做“铁血强人”，却屡屡成为搅屎棍。
每次更换掌门，目的都在改革 •功臣或罪臣，往往选择了后者 •掌门人的作风改革就是足协和中国足球的改革 •谢亚龙寄托了人们的些许希望
行为一：绝对不能害怕得罪人
长期以来，中国足协从掌门人到部门负责人，一直害怕得罪人。在很多反响较大问题的处理上，都存在瞻前顾后、趋炎附势的现象。最终和中国足协的官员一起沦为“扶不起的阿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足协本该做“铁血强人”，却屡屡成为搅屎棍。
从1998年9月27日的“俞元聪事件”，到1999年的“渝沈疑案”，再到2004年的北京国安、大连实德罢赛事件，中国足协始终出于害怕得罪权贵，凡事先对上级负责，惟恐乌纱帽难保的窘境之中。结果，处理问题优柔寡断，每次都失去最好的处理时机，最终在害怕得罪人中得罪了大多数的人。
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权威机构，中国足协长期以来被人诟病的就是根本就没有权威，既没有业务上的权威，也没有权力上的权威。因此，中国足坛问题层出不穷，是非暗流涌动。以中国足协的权威地位，应该坚持“不怕得罪人，惹恼少数人，鼓舞千万人”这样的原则和宗旨。要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一碗水端平，才能真正惩罚肇事者，减少和杜绝司空见惯的“无理取闹”。
1998年9月27日大连万达和辽宁队的足协杯比赛之后，当时的王健林一怒之下要揭露“黑暗”，大连球迷情绪激动，一时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结果，中国足协在这个问题上慌了手脚，并听从国家体育总局相关人士的建议，最终抛弃了既定的规则对俞元聪进行了当时最为严厉的处罚：停赛一年。后来，大连方面见中国足协拿大连很当回事，王健林在做工作之后没了声响，大连球迷也因此得到了安抚。但是，中国足协这种不按规矩办事、害怕得罪大连权贵的做法，最终激怒了裁判界，无形之中埋下了“祸根”。
1999年年底，全国关注的“渝沈疑案”产生。虽然中国足协成立调查小组，历时两个多月，花费不少人力、物力、财力，但最终却是比赛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中国足协小金库收入90万元，各方皆大欢喜。完全不顾其他俱乐部的愤怒，以及外界对这件事情的痛恨。中国足协也是怕虎怕狼，害怕得罪某些人士，大事化小，息事宁人。
2000年5月18日，重庆队和北京国安队赛后出现严重的球迷闹事事件，新华社为此赶写了内参，中央领导的批示三天后到了总局和中国足协。起因就是重庆球迷称中国足协派出了“官哨”，让北京国安得到了1分。此前，北京国安因为小王涛被追加处罚一事，北京国安扬言退出中国足坛并拒绝参加5月18日的比赛。中国足协百般劝说，做了大量工作，在害怕得罪人中终于平息了一场让他们“胆战心惊”的事件。
2004年10月2日，北京国安上演罢赛风波，后来大连实德效仿。在各种复杂的关系权衡中，中国足协始终难以决断，害怕得罪北京国安的权势，结果耽误了最好的处罚时机。后来的G7闹事，就是中国足协害怕得罪人的最直接后果。只是，中国足协依然坚持自己的处事哲学，始终没有做到树立和维护自己权威。以至于在2004年年底信任度降至最低。期间，还有无数个事件说明中国足协在处理问题上的孱弱，而且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如果今后不改变这种现状，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迫于G7的压力，阎世铎为首的中国足协居然置FIFA规则于不顾，公开宣布对当值主裁周伟新的处罚。问题是，周伟新并没有太大的罪过。这样的“替罪羊”，更加证明中国足协的孱弱和无能。
我们还记得“龚建平事件”，当时宋卫平名单上的人只有龚建平受到惩罚。比照法国足协、意大利方面的强势，中国足协的尴尬地位都是自己造成的。权威的丧失，也是足协一手造成的。中国足协本来是维持中国足球秩序的警察，但多少年来却成了“江湖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