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8日晚上10点，记者的手机响了，是杜伊来电。“我已经在家中享受第一杯咖啡了，我们已经平安抵达，希望你一切顺利。我们都需要休息一阵子，或许晚一点，我们可以来谈谈中国足球，谈谈过去的两年。”离开了中国足球，我听得出电话那端杜伊的如释重负。十几个小时前，对杜伊而言，与其说是告别，不如说是一种解脱。

　　杜夫人泄密：哭成一团

　　28日凌晨5点25分，天刚刚亮。杜伊和夫人出现在北京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门前。告别的时间终于到了，杜伊显得心平气和。他微笑着，和前来送行的人一一握手。他的心里是无比落寞的，22个月之前，同样的地方，围着几十名从来没有见过他、但却梦想着要一张他照片的摄影记者。当他从VIP通道溜走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不过他肯定没有想到离开时会是如此的惨淡，这一次，只有不到10个人来为他送行。

　　对于自己离开北京的行程，杜伊一直对外界保密。27日晚，记者给杜伊打去一个电话，询问他第二天几点的航班，杜伊还在隐瞒，“谁告诉你我明天走的？没有的事，我9月3日才出发，机票都还在等待行列呢。”一个小时之后，杜伊的电话打回来了。“想了半天，我必须向你道歉，我说谎了。我确实是明天早上走，6点50的航班，俄航的，你知道我喜欢这个航线，当天下午就能坐在贝尔格莱德的家里了。过去的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离开的消息，我想你可以理解。”

　　“昨天晚上我和杜亚一点都没睡，我们俩坐在公寓的客厅里，回想起在中国的经历，如同一场梦境。杜亚很心痛，因为他带领了这支球队20个月，最终却没能带着他们参加奥运会，这是对他最大的打击。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该回到在贝尔格莱德的家里，好好休息一阵子。”28日清晨，杜伊的夫人在机场神情黯淡，脸上勉强的笑容有疲倦的影子。

　　跟杜伊夫妇一样不好受的还有他的两个助手米西奇和托米奇。27日中午，他们在外交公寓附近的一个餐馆和杜伊夫妇吃了他们在中国“最后的午餐”。杜伊因为要减肥，晚上不吃饭，因此两位助手把这顿送行酒放到了中午，他们俩会按计划在9月3日离开。离别的悲伤情绪很快就在饭桌上蔓延开来，有人哭了，是米西奇，然后是托米奇，最后是杜伊夫妇，无人幸免。

　　杜伊邀请：冠军杯来做客

　　杜伊夫妇本应该在5点就抵达机场的，但他们却迟到了近半个小时。翻译蒋晓军和国奥队的工作人员郭炳颜一同来送他们，而跟杜伊工作了22个月的领队李晓光则是一个人提前赶到机场等着杜伊到来，而一度最信任杜伊、最支持杜伊的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却没有出现在机场。

　　杜伊和夫人全部的行李，有6个大箱子，这不算多，杜伊在中国生活近两年，这是他全部的家当。想当年米卢功成名就离开中国时，据说随行带走了几十个箱子，里面大多是别人送他的礼物。而作为败军之将的杜伊，显然是不会有这样的待遇的。

　　送杜伊的车终于停在了航站楼门口，李晓光一个箭步走了上去，杜伊已经下车去推行李车了，他穿着粉色的短袖衬衫，很平静，看到李晓光，两人拥抱了一下。面对为数不多的几名摄影记者的闪光灯，杜伊显得很从容，他知道自己离开的消息是不可能真正对媒体封锁的。

　　杜伊跟每个人都说了些感谢和再见的话。“明年，等欧洲冠军杯在贝尔格莱德开打的时候，希望你能来做客。”杜伊临走了没忘给记者一个邀请，“谢谢大家在过去两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我会记住大家。”杜伊这话是送给在场所有来给他送行的人的。

　　“就别多聊了吧，赶紧让他们进去吧，已经有点晚了。”翻译蒋晓军善意地提醒大家。杜伊背上了一个双肩包，这是国奥队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发的，上面有五环，也有五星红旗，只有这两个小小的标志，证明着这位塞尔维亚老人曾经跟中国体育、跟中国足球之间的联系。“刚才你送的是杜伊吗？”一个小伙子问正要转身离去的蒋晓军，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了句，“我看着象，就这么走了。”

中国足球应该选择一个怎样的掌门人？在种种问题困扰中国足球时，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放到历史的轮盘上。那些曾经为了完成一个历史使命而付出全部赌注的政工掌门人告诉我们：只有改变根本才能找到真正的救世主。

　　他们都曾带着任务而来

　　中国足协主席上任时，通常带有目的鲜明的“使命”———王俊生时代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启动职业联赛；阎世铎是稳定和世界杯，谢亚龙则为了奥运会而来。王俊生基本合格，阎世铎凭借牺牲联赛和极好的抽签运气(以及日韩不参加预选赛)进入了一次世界杯，而在谢亚龙任上，中国足球累积的病症悉数发作，2008年奥运会和世界杯预赛全部折戟。

　　在足协主席这个职位上，王俊生到实际离职时才醒悟到自己的一些不足。伍绍祖当年在和即将离开足协主席职务的王俊生谈话时，王俊生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能否在这(离职)之后，有一段时间学习外语”。在九年的足协工作中，他深切感受到，由于不懂英语耽误了不少工作。伍绍祖回答说，“这一条我们需要研究，英语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你已经五十多岁了。”王俊生后来说，“我就抓紧时间自学吧。”

　　2003年11月，亚洲足球论坛在北京开幕。副主席薛立讲述了90分钟的工作报告，报告对前十年中国足球的现状和后十年发展构架进行了介绍，内容基本上来自8月足工会提出的“十年规划”。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是会议主持人。轮到他发言时，阎世铎自嘲了一下自己的外语水平。维拉潘发言说：“薛立这种极富勇气的尝试，是中国足协迈向国际化的第一步，同时也为足协下一代年轻工作人员树立了榜样。今后中国足协招聘的工作人员应该英语和中文一样流利。”阎世铎接过维拉潘的话题开玩笑说：“年底中国足协将进行聘任工作，外语将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现在足协的五位副主席中，只有我不懂外语。张吉龙和杨一民都精通英语，南勇除了中文和英语外，还精通韩语。按照这样的标准，在年底聘任工作结束后估计我要和维拉潘先生说拜拜了！”

　　缺乏专业性是最近两届中国足协主席的主要问题。因为这些，他们甚至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的足球发生了什么。2008年1月在访问德国和法国时，谢亚龙在和记者的座谈中，居然在总结国奥与拜仁友谊赛时“满嘴跑火车”。在分析为何被对手打了7个球时，他说“对方的教练(希斯菲尔德)带他们最后一场比赛，球员和他的感情很深”。实际上，当时正值德甲休赛期，拜仁刚刚和克林斯曼签订下赛季主帅合同，希帅还要带完剩下的半个赛季。在谈及对方的防守时，谢亚龙说拜仁在“72场联赛”中“仅丢了9个球”———这些“资料”也不知道从何而来。

　特约记者张健强报道 中国篮球近年来屡屡被放在中国足球的身边，作为一个参照物，尤其是在这次奥运会之后。男篮顺利完成前八名，女篮是16年后再度进入前四，这样的成绩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很不起眼，但一放在足球身边，却会显得高大许多。

　　另外两个名字最近也经常被放在一起，谢亚龙和李元伟。在篮球和足球对比的大背景下，这两个名字简直成为了反义词，成为了失败和成功的对比。由于中国足球和中国篮球所处的体制、市场化方针、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关注度高度一致，因此李元伟在掌管中国篮球时的种种做法便成为中国足协最好的榜样。

　　联赛为本 “中国第一联赛”的野心

　　从甲A到中超，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每况愈下。对于职业化初期联赛中出现的问题，中国足协管理的不力以及缺乏科学性的运营方式令中国足球从根本上受到戕害。与此同时，中国篮球已经开始谋划打造“中国第一联赛”。

　　在2003年的上任之初，李元伟成功地引发了一个讨论，因为他说：“篮球是中国第一大运动。”此话争论到今天也没有结果，但李元伟却成功推销了他的商品———CBA。但就算至今来说CBA是中国第一职业联赛，或许还为时过早。

　　从李元伟上任之初，就不断地考察NBA的联赛运作方式，并且提出了“尊重球迷”“尊重媒体”等口号。而在他的任期内，CBA得到的赞助费用第一次超过了足球联赛，确有成为第一职业联赛的势头。

　　李元伟提出过一个宏伟的北极星计划。他提出联赛不应该让篮协一家来办，而是应该和俱乐部一起来承办，并且取消升降级，尽可能地开发商业价值。李元伟的很多设想得到了实施。比如建立联赛准入制度，逐渐断开了很多地方体育局过多涉及联赛的专业队模式，而是变成了俱乐部独立商业开发的模式。比如取消升降级，给了俱乐部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

　　最有趣的一点是，李元伟在提出北极星联赛计划时，他没有在联赛中加入诸如“为国家队服务”等内容。而是真正地把CBA当成了完全的商业联赛来开发，变成“篮球文化和娱乐的有机融合，创造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大众娱乐需求的篮球文化和产品”。

　　借助外力 “全球第二个NBA”的魄力

　　面对如火如荼的欧洲联赛，中国足球越来越不懂得如何去学习和借鉴，更谈不上主动合作。而李元伟却在与NBA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中保持了CBA的品牌和特色。

　　“NBA与CBA的差别，最核心的就在于对比赛的理解。”2004年，李元伟完成了美国考察之后就有了将中国职业篮球联赛搞成全球的第二个NBA，他的认识是：首先就必须把比赛和市场结合起来。2005年成为李元伟全面向NBA学习的一年，CBA联赛的赛制、现场活动、甚至全明星周末，都有浓重的NBA的影子。“我们欢迎NBA，NBA是我们现阶段最需要学习的联赛。”在与NBA总裁大卫·斯特恩的多次接触中，李元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者和合作者。

　　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模仿NBA的做法，但对于NBA对CBA所造成的冲击，李元伟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对于大卫·斯特恩对中国市场的渴望以及NBA与中国联赛合作的前景，李元伟十分谨慎：“NBA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想到，他归根结底推广的是篮球，促进篮球的发展。事实上的确有很大部分的中国青少年对篮球的认识是从NBA发展起来的。这是非常有利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对本土联赛的冲击。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先做好自己。这才是关键。”学习最好的，而不被其制约，这便是李元伟在经营联赛方面的高明之处。

　　奥运之痛 积极措施应对矛盾

　　在“奥运战略”的背景下，中国足协甚至提出过“南北分区”的荒谬计划。在如何调整奥运任务与发展联赛的矛盾上，李元伟的做法实在值得称道。

　　“唯成绩论”的奥运战略与篮球市场化的矛盾是永远无法调和的，这一点显然也同样让李元伟感受到了棘手，他所能做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尽量让两者处于一种协调和均衡中。在2006年，为了备战亚运会，CBA不得不休赛将近2个月，原来的南北区划分已经形同虚设。而在2007年，更是取消了原来同区球队常规赛打4场的赛制，联赛场次大量下降。这也是为了给国家队腾出集训时间。

　　面对奥运与联赛的必然矛盾，以李元伟为首的篮协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应对措施。2007年，篮协采取了取消南北分区的做法，使常规赛中各队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另外，篮协改革了外援上场和内援转会的制度，允许外援上场四节五人次，在常规赛结束之后将再组织一次内外援的临时转会，让未进入前八名的队伍中的优秀球员能够临时转到前八名球队中比赛。同时，为了确保比赛的公平，篮协对裁判工作也采取了两项措施，在各赛区的裁判接待工作上首次尝试用旅行社接待裁判的方式等等。因此，虽然备战奥运也让CBA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是中国篮球毕竟没有像其他国内联赛那样遭到了国家队不断集训而打断联赛赛程的破坏。

　　信任洋帅 来自篮球博导的坚持

　　杜伊离开前曾说，他的21个月被足协的21天毁掉了。中国足协对于外教又依赖又怀疑的态度使国字号球队彻底失去了进步的可能。而李元伟以专业的做法给予外教绝对的信任，直接造成足球和篮球在奥运会上截然相反的表现。

　　8月19日那天，中国女篮击败白俄罗斯闯入四强，李元伟说：“中国篮球成为世界强队指日可待！”这是个很有趣的说法，从名次来说，中国男篮进入八强，女篮进四强，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下，来两个本土教练，成功率也很高。男篮小组赛赢两场，和过去两次进入八强并没有区别；要说女篮的最好成绩，还拿过奥运会银牌呢。

　　李元伟为何能够如此肯定地说，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篮球可以成为世界强队？那是因为比赛的内容有了极大的改变。以男篮为例，至少球迷对比赛的过程感到满意，差点掀翻西班牙那场比赛，令多少人欣喜若狂。女篮是除了世界三强没赢，更是赢遍了之前4年都输的对手。尤纳斯和马赫，都可以带着一个极好的名声离去。但他们在离去前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李元伟的名字。马赫的说法多数源于感激，“MR.LI”为他挡了很多子弹，给了他一个相对自由的氛围来带领中国女篮。而尤纳斯是一种欣赏和钦佩，他对于世界篮球的发展有深刻的认识，而李元伟的很多做法正契合这个思路。

　　和中国足球相似，篮球的两位外教也都经历过信任危机的时期。尤纳斯的危机来自于在2006年他在欧洲拉练期间提出的“九问”，当时他把中国篮球从联赛到管理层，一个不漏地批评了一遍。相比尤纳斯，马赫也是一个直爽的人。但女篮的环境简单得多，对于这样的项目，成绩是唯一的标准，但在2006年世锦赛拿到第12时，马赫的下课声也不少。李元伟说：“尤纳斯2006年在世锦赛前弄出了个‘九问’。这些其实都是小问题，并不是要制造什么大矛盾。我一直强调，衡量一名外籍教练是否合格，我们也许只需要摆出三个条件。第一看他是不是高水平教练，第二看他人品够不够好，第三看他够不够敬业，有这些就足够了。”

　前天，在什刹海温馨家园手拉手工作室内，申飞正在和同伴们一起赶制手工艺品。因为他还要参加奥组委组织的志愿者培训工作，从本周起就要到五棵松篮球馆上岗为残奥会服务，所以他们要抓紧时间将中国结做出来，作为送给残奥会运动员的礼物。

　　今年26岁的申飞是智障残疾人，他是本届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残疾人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特奥运动员，足球和长跑都是他的强项。

　　奥运会期间，申飞先后在举行开闭幕式的鸟巢和五棵松篮球馆做志愿者，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安检,在观众入场时查看是否携带危险品等。

　　申飞的记忆力很好，他记得2007年参加上海特奥会，“我们跟巴西队决赛，灌了巴西队7个球，比中国男足强多了”。他还记得，奥运会前，在一场全市的残疾人足球赛中，他们踢出了9比0的成绩，“因为记分牌只到9就没了，否则我们赢的更多”，申飞的幽默是天生的……只是他偶尔眼神的不聚焦、连续回答问题时的迷茫，才会让记者想起他是一名残疾人。

　　申飞和胡总书记的合影已经被放大挂了出来。“我最愿意接受采访，我最近经常跟记者打交道”。申飞最近和他的同伴们都很忙碌，一方面经常要接待奥运参观人员，另一方面，申飞所在的街道也经常有采访。申飞被居住地月坛街道推荐做奥运志愿者。因为有作为一名特奥运动员的辉煌经历，他顺利地成为一名残疾人志愿者。“奥运会闭幕那天，我看见了贝克汉姆，还看见了罗格”，在鸟巢和奥运场馆服务的经历让申飞很自豪。他没有说过累，没有说过辛苦，志愿者的工作在他看来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记者小心翼翼地问申飞，在做志愿者服务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不尊重他的事。申飞说没有。因为做奥运志愿者，申飞现在能用英语打招呼。对于奥运后的打算，申飞说，还是要在手拉手工作室学习，今后如果有比赛就会参加，“主要是多学文化知识”。 本报记者 文静

　本报记者组报道 新任足球领导人的选择在中国体育机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目前已经成为一个迷局。而圈内人对这个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人仍然有着非常明确的标准和期望。

　　他至少要懂足球

　　谢亚龙是自诩为很懂足球的人，但他最终成为一个笑话。谢亚龙的悲哀在于，他总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方面着手来突显自己，而不懂得从足球规律上来进行把握，换句话说，就是不懂装懂。

　　“他还不如就是一个傻瓜，他如果就傻乎乎地把所有的事情交给杜伊去办，事情也不会成为这样，最可怕的是他明明不懂，却偏偏装懂，这就真把人给逼疯了。”国奥彻底失败之后，一名国奥队人士如此评价谢亚龙。

　　一名俱乐部官员也表示：并不是说他必须会踢球，懂战术，所谓的懂足球，是他要懂得这项运动的规律，其实规律很简单，无法就这么几条：第一就是尊重职业联赛，因为这是足球的基础；第二是从专业的眼光去聘请国家队主教练，并给予足够的权力和信任。”

　　他至少要没私心

　　“阎世铎和谢亚龙都是一个很有私心的人，他们捆绑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就是为了取得政绩上的成功，谢亚龙更是要牺牲世界杯而保奥运。这种做法对于中国足球的打击太严重了，有人说他们也是受困于整个中国体育机制，可是如果他们抛却一些私心，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或许就会好很多。”只重视政绩，是谢亚龙与阎世铎最受诟病的地方。在很多俱乐部看来，谢亚龙的私心还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不民主。一位俱乐部人士表示：“以前俱乐部总经理联席会经常召开，并且有着实质性的内容，会议也常常对媒体开放，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关联等会议至今回想起来仍旧荡气回肠。现在呢？谢亚龙会把一些老总召集起来开会，但这已经不是真正的会议，只不过把他的想法给大家传达一下而已。想想也是，要是民主了，他还怎么实现他大奥运的战略思想啊。”

　　他要有魄力眼光

　　“最早日本职业化的过程中，阻力也很大，但川渊三郎坚定不移地搞起了J联赛，在十几年来，J联赛曾经陷入困局，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和动摇过，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魄力和极高的眼光。”中国足协一位和川渊三郎私交不错的官员如此告诉记者。

　　和川渊三郎相比，中国足球领导人中，王俊生是有一定眼光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随后的阎世铎和谢亚龙则根本没有眼光，阎世铎暂停了联赛，谢亚龙选择盈方都是他们没有眼光的经典实例，而说到魄力，阎世铎最让人诟病的就是没有敢对关联关系痛下杀手，也没有敢对黑哨一追到底，从而造成了职业联赛美誉度的急剧下滑。

　　俱乐部方面则认为：“实际上，中国足球的改革出路清晰可见，官民分离，实现独立自主的职业联赛体制，等等，这些已经在无数个国家成功过，只要中国体育更高层次的领导人下决心去这样做，一定会有很多人可以做好的。”

　　新浪体育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

　中超联赛是否因为男女足在奥运会上的拙劣表现而受挫？谁来接替谢亚龙和杜伊？这是中国足球进入“后奥运时代”的两大问号。

　　8月29日中超重燃战火，第一个问号已经打开，中超上座率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而且广州和辽宁几乎出现满座!那么谢亚龙何时走人？下一任国家队主帅姓土姓洋？足协一官员告诉记者：“中国国家队下一个赛事是2009年1月14日、28日的两场亚洲杯预选赛。按照程序，首先是总局决定谢亚龙去留，然后再定选帅方案。以目前形势看，不到12月份，国家队组建方案不会出台。也就是说，这三个月中国国家队将处于停摆状态。”

　　不仅国家队停摆，中国足协的工作也似乎进入到停摆时间，这位官员说，“我们现在也都在等，看看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北京奥运会上，只有足球、田径等少数几个管理中心没完成任务，其中心领导的调整不可避免。“一旦领导调整，整个思路肯定会有变化，就像我是否还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干也还是个未知数，所以，现在哪里还顾得上国家队的事情？”

　　“谢亚龙下课!谢亚龙下课!”8月30日中超联赛，成都体育中心还在延续着球迷的呐喊声，谢亚龙的去留成为中国足球的焦点话题。据悉，谢亚龙本人希望能够有机会再干四年一个任期，但高层的态度似乎很坚决，有意对中国足协来一次“大换班”，不仅领导班子可能大换血，甚至连中层干部、基层人员也将有大调整。但目前正忙于庆功和残奥会，总局尚无精力和时间来处理足协事务。

　　足协人事未定，国家队重建何从谈起。按照亚足联安排，2009年1月14日和28日。中国队将参加两场亚洲杯预选赛，之后是2009年11月份的两场亚洲杯预选赛。足协有官员分析说：“整个2009年，中国队正式比赛总共就4场，而且是亚洲杯预选赛，所以没什么大事。也不排除先用一位土帅来组建临时国家队，来应付明年1月份的两场比赛，然后再慢慢选帅。”

　　2008年10月、11月份，国际足联有四个国家队比赛日，但中国足协不可能安排国家队参加热身赛。在11月份中超全部结束后，国家队重组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12月初才能实施，然后准备明年1月份的两场亚洲杯预选赛，之前可能安排几场热身赛。

　　到年底，男足国家队无所事事，倒是青少年国字号还有三项赛事：10月份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亚少赛(16岁以下)决赛阶段比赛，张宁率领的92年龄段国少队参赛；11月份在沙特举行的亚青赛(19岁以下)决赛阶段比赛，刘春明率领的89年龄段国青队参赛。女足方面，U20青年队将参加11月至12月在智利举行的世界女青赛，中国队已连获上两届赛事亚军。

谢亚龙下课，这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可是，谁上课呢？这是一个远比谢亚龙下课更为复杂的问题，和3年前谢亚龙上课相比，目前的情况也错综复杂得多：中国体育的大背景和中国足球的发展方向都将对这个问题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其中，中国体育机制的改革思路、大部制改革牵扯出来的体育总局和足协改革，以及球类政策的变迁，都决定着新任足协主席究竟会花落谁家。

　　置身体育机制改革大背景

　　随着北京奥运的成功，中国体育机制改革的呼声也重新响起，目前中国举国机制的竞技体育政策已经走到了极限，而全民体育和市场化的进程极度缓慢，改革成为必然。

　　实际上，奥运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尽管中国史无前例地获得了51块金牌，但是一些事件已经表明国人对于金牌的心态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杜丽卫冕首金失败之后，迎接的是宽容和安慰；刘翔退赛之后，更多的人从人性化的角度给予了理解；当裁判改判陈中失败之后，我们选择了尊重。

　　实际上，这些事件远比那一枚枚金牌更加震撼人心，经过几十年的变迁，中国终于树立了一种宽容开放的心态，这无疑为中国体育机制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水到渠成，我们可以这样来形容中国体育机制的改革背景。

　　“单纯在亚洲范围内看，日本和韩国在举行了奥运会之后，体育机制都在向全民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我们的这种改变不会是突变，而是保持竞技体育的同时，逐渐加大体育的全民化和市场化，实现稳健的改革和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专家这样表示。这一改革思路也得到了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的赞同。

　　的确，尽管很多人在呼吁更快、更大范围的改革，但根据目前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看，革命性的改革是不可能出现的，稳健性的改革是改革的唯一道路：大球类项目因为其尴尬的地位和全民化市场化的需求，无疑将担任改革的急先锋；观赏性较强的一些项目比如乒乓球和羽毛球，会逐渐向全民化市场化过度；而举重等一些项目由于自身的特点选择举国体制则很有必要。

　　去年底，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产业处处长顾灏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国家体育总局历时4年起草的《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正式报送国务院办公厅。奥运会后，意见无疑将会落在实处，改革也会加速施行。中国足协新任领导人，也便置身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由一个普通的人事变迁上升成为了整个国家机制改革缩影。

　　改革急先锋盯上新主席

　　现在来看，足球成为改革先锋的身份恐怕不可避免。在北京奥运会上，三大球类项目没有收获一枚金牌，球类集体项目的发展滞后问题凸显在中国体育面前，尤其是男子足球，连小组出线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大球类项目的发展无疑将面临艰难的抉择，既然举国机制已经无法让中国的大球类项目更上层楼，市场化全民化的改革就成为一个趋势，尤其是根据体育总局的规划，到“十二五”初期，体育产业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1%，并最终达成占5%的目标。

　　相对应的两个例子是，美国NBA年产值达到几十亿美元，整个美国体育产业的经济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另一个例子和足球相对应，市场化的英国足球中，十几家英超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每年的电视转播收入就有27亿英镑。

　　无数人在中国足球改革的过程中失败了：2001年董罡上任，他提出了俱乐部上市的概念，并推动了中超公司的组建，但组建的中超公司仍旧控制在足协手中，董罡的最初愿望没有实现。和董罡的改革思路相比，徐明发动了“G7革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因为这样的改革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和功利性，尤其是徐明的实德系让更多的人对其失去了信心，这个有着良好目标、符合发展思路的“革命”因为个人的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而失败。

　　如今，中国足球已经达到了最低谷：世界杯外围赛出局，奥运会小组都没有出线，而且是输球输人，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的代价也将极其小。一个连底裤都输掉了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这样的形势下，新任足协主席无疑变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焦点，出现迷局也便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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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李善皓报道 目前，随着北京奥运会结束，由于残奥会的主要竞技管理工作将由全国残联负责，体育总局只是进行配合，因此体育总局各中心工作已经由竞技管理工作进入到总结表彰阶段。据悉，较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已经启动，按照工作程序，预计包括足协在内的人事调整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完成。

　　总局即将展开以奥运为周期的干部考核任免

　　从国家体委改成国家体育总局开始，干部的任免和考核也按照“奥运周期”进行，这意味着每四年奥运会结束之后，总局都将对各运动管理中心和干部进行考核和变更。此次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体育总局有大批干部增援到奥组委工作，随着奥运会、残奥会的结束，这些“哪来回哪去”的人员除少部分留守，处理后续事宜外，大批人马将撤回到总局，许多人将另行分配工作，所以此次总局人事调整的幅度将超过任何一次“奥运周期”。

　　奥运会已经圆满结束，尽管残奥会还没有举行，但总局已经开始进入总结表彰阶段，人事部门、组织部门，已经开始着手对干部进行评议，许多人已经开始关心自己的工作、职务安排。

　　按照组织程序，人事调整将在三个层面逐步展开。总局领导将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机关工委完成，总局各司局单位和各运动管理中心的调整将由总局确定，并由组织部和国家机关工委最后审核批准。而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将在各司局单位和各运动管理中心的调整完成后随后进行，逐级提名、聘任。

　　离开足协对谢亚龙不是坏事

　　“邀功领赏，自然是体育圈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也是鼓励先进的重要一环。但总局对相对落后的项目管理中心领导是爱护的，也不会轻易撤换。”有关人士这样说。

　　此次在家门口举行的奥运会足球比赛中，男女足球的成绩都不理想，尤其是“老大难”的男足，成绩和竞技水平非但没有进步，亦没有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在长达四年的准备中，出现了临阵换帅，阵容、风格始终无法固定，在奥运会前就曾受过总局的批评，所以人们对足协主席谢亚龙命运的担忧越来越强烈，也是正常的事情。

　　了解情况的人士表示，从干部管理的规定看，结合工作成绩考核干部没有任何问题。谢亚龙离开足协也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已经干满了一个周期，而且成绩的确不理想。尽管总局一向对足协的工作难度表示了非常的宽容，但已经52岁的谢亚龙离开足协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足协班子调整，谢亚龙到何处去和谁来接班自然是人们关心的事情。

　　从谢亚龙的几位前任看，离开足协未必是一件坏事。当年年维泗是处级干部，从足协主席退下来后最终以副司局级待遇退休。王俊生离开正司局级的足协主席后，一直在上市的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当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年薪可观。最近一位是阎世铎，离开足协后就任总局训练局局长、党委副书记，虽然体制改革后训练局的权限和职能大不如从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训练局一直被某些人视为“肥缺”，目前仍是总局范围内工作人员较多、经费充足的部门之一。不过，此次周期不比以往，因为从奥组委将回来大批干部，这些人需要得到安置，所以老谢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

　　“谢亚龙今年52岁了，此次足球的成绩太差了，他离开是必然的。但以他的为人和经历(曾是总局重点培养的干部)看，仍然会有好地方去，但他年龄大，选择余地小，等组织安排吧。”

　　空降还是内部挖潜都至少要等到年底

　　足协多年来一把手一直外调，此次会不会从足协内部产生，也是人们非常关心的。实际上，不管是年维泗、王俊生这些懂足球的，还是阎世铎、谢亚龙这些外来的，搞足球都不容易搞好。不过，眼下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足协还有一位正司局级的人物，那就是南勇。虽然也不是搞足球的科班，但南勇已经在足协“盘踞”多年，而且各方面都有主帅模样。不过，杨一民等年纪更适合的人物也前途看好。

　　实际上，现在揣摩足协的掌门人还似乎过早，按照组织程序，司局级干部的调整，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完成。不过，似乎谢亚龙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他现在同当年的阎世铎一样，一谈到是否会离开足协时，便“狡猾”地表示“听从组织安排”。实际上，这也是大实话，“到足协当主席，随时都要做好离开的准备”。

　　老到的足协人士对干部任免这样的敏感问题自然回避，但私下里还是有自己观点的。“老谢这人挺好的，搞足球难度多大呀，足协也许把老谢毁了。”“老谢不离开足协也有可能，不过，也许他自己都愿意离开。”这是足协许多人的看法。

特约记者鲍良报道 北京奥运会以超乎想象的成功结束了，整个中国体育军团目前还在处在庆功期。但对于在2008年冲击世界杯再度折戟20强赛，并在奥运会中输球输人的中国足球而言，一次有关其管理机构———中国足协的重新洗牌已是箭在弦上。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选拔。据悉，体育总局在年末将对单项中心负责人进行重新审定和竞聘、任免。然而，中国足协的掌门选拔工作复杂程度，绝非4个月的时间能够概括。职业联赛前后到今天三任足协专职副主席(实际意义上的足协负责人)，在转交工作时都让外界大吃一惊。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连篇累牍对阎世铎、谢亚龙的简历进行透彻报道，从王俊生之后，随着足球形势的进一步变化，中国足协新掌门的产生都充满了曲折、传说和冷门。谢亚龙之后谁可代之？我们大体上可以梳理出这个位置人员任免的思路。

　　潜规则1.优势项目人才很难被调整过来

　　正如在足球圈本身对优秀教练的期盼一样，对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同样寄予了厚望。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领导，对其主管的工作常常有超越常人的眼光和举措，这也是外界从实际效果判断其是否合格的标准。那么，国家体育总局是否有过将优势项目领头人“移植”到足协来的想法？从目前的局面来看，这一可能非常小。据悉，体育总局管理层也认为，中国军团优势项目的领头人，在奥运会之后更大的可能是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下继续上岗，而不是将其他先进项目的经验用来“拯救”足球。

　　历史上总局曾经有过动员优秀单项负责人到足协工作的念头，但无一例外都在各种情况的影响下没有成功。每每主席专职副主席人员更替时期，有关传闻便漫天飞舞。2004年12月，南京某媒体透露排管中心主任徐利有望接替阎世铎的职位。尽管足协新闻官董华随即否认此事，记者们还是将徐利的电话打得“通红”。他当时对此事给予了坚决否认，他说，他正在准备排管中心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的计划，“排管中心的事我都顾不过来，哪顾得上到足协去瞎掺和。谁再说我要进足协我跟谁急了。”时过境迁后，徐利在追问下终于亲口承认：“当时确实有这样一件事情，总局领导要求我接替阎世铎，但是为了中国男排的发展，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徐利表示，当时总局有关领导曾经秘密找他谈话，希望他取代阎世铎，出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职位。在总局领导的强烈要求下，徐利初步答应了这个要求。不过后来考虑到中国男排仍然未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徐利又决定放弃这个机会。总局领导考虑到，不能影响目前中国排球发展的稳定局面，最终答应了徐利的请求。

　　和足球相比，排球只是相对的优势项目。而在当时的传闻中，重竞技管理中心主任马文广被认为是“更靠谱”的人。马文广随即否认了这种说法,他当时正着手组建新一届国家举重队。举重队后来在2008年奥运会上夺取八金一银，睥睨群雄，证明了马文广的选择有其道理。据悉，在接触的一些单项中心主任级人物中，他们几乎都有“千万别把我和足球扯上关系”的类似说法。

　　显然，抛开各个专业之间的差距不提，他们眼中的中国足球已经快到了非人力能挽回的地步了。其他单项负责人如果入主足协，几乎有被同行认为是遭到“处理”之嫌。

　　回忆过去，足协主席这个职务的确也让总局头疼。2004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卸任，接替他的是新任局长刘鹏，而谁将接替袁伟民的中国足协主席职务，仍然没有定论，不过当时媒体一度分析新任足协主席的人选并无悬念：已经“热身”了8个月之久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肖天。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个猜测和足协主席最近两届任免的思路并不符合。

　　潜规则2.平调是“闲职”，提拔更是新面孔

　　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级别一般是正局级，阎世铎和谢亚龙都是以这样的地位上任的。如果未来的新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还是正局级干部，由于其他优势项目中心同行都在“各忙各”，到头来可能是一些相对的“闲职”入主。阎世铎和谢亚龙两人都没有摆脱这个轨迹。

　　1999年11月5日，国家奥林匹克足球队在巴林国家体育场以0比1落败。王俊生便已认识到自己离开这个位置的时间已到，该有新人来接替工作了。2000年4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人宣布总局党组的决定：“免去王俊生同志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职务，任足协专职党委书记。”2000年4月26日，阎世铎正式担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此前他是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总局办公厅主任。从1993年开始研究和关注足球，当时整个政法司都在研究体育改革的问题，足球改革在体育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中是一个突破口。

　　正所谓门外汉领导内行工作，阎世铎想打造这样一个经典的成功案例。他常常语出惊人，出手也能让人吃惊———他上任仅半年后就作出暂停甲A联赛升降级的决定，引起极大争议。2006年接替他上任的谢亚龙此前更是和足球八竿子打不着，他2002年任陕西省安康市委副书记；2004年任国家体育总局电子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谢亚龙和阎世铎以正局级身份入主足协，他们原先并没有具体分管单项中心。所谓“闲职”，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在目前足球处于低谷的状态下，也不排除总局最终会让副局级甚至更低级别干部上任的可能。如果一旦成为现实，这样的任职便带有提拔的意味。虽然足协主席的行政级别并不高，正司局级，但由于项目本身属于世界第一运动，在媒体上相对其他单项更惹眼，工作的成就感超越其他部门。更重要的是足球已经进入超级低谷，如果用进步来衡量工作成绩，对管理者来说绝非难事。只不过这样任职，其人选也将肯定是新面孔。足协主席每到换届时便充满迷幻色彩，有关阎世铎的接任者，当年甚至传出过消息是一位记者！

奥运结束，中超重启，受到国奥影响，各赛场球迷热情普遍不高，但大家却有共同的乐趣，就是高喊“谢亚龙下课！”南北呼应。谢亚龙的离开只是时间问题，总局酝酿足协下一任掌门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对于足协、俱乐部，甚至球员都对谁将接任甚感兴趣。总局考虑的人选不外乎从总局“空降”人员到足协任职。只是与球迷一直以来指责的空降兵“很外行”不同，足协内部的说法是：“这次换人也会是跟足球有一定关系的人选。”

　　谢亚龙离开足协，首先是他已经干满了一个周期，其次是成绩确实太差。国奥此前定下的前四目标在现实中看来是如此可笑，而且输球输人，在对比利时的比赛中，郑智、谭望嵩被罚下场，后者甚至被比利时球员指控为“谋杀者”。“谢亚龙下课”更是响彻每个球场。女足进前八以及董方卓所谓创造历史的进球不像遮羞布，更像两记耳光。

　　“谢亚龙今年52岁了，此次足球的成绩太差了，他离开是必然的。但以他的为人和经历(曾是总局重点培养的干部)看，仍然会有好地方去，但他年龄大，选择余地小，等组织安排吧。”这是圈内人士对老谢去处的看法。

　　事实上，大家对谢亚龙去哪里并不是特别关心，真正对中国足球有感情的人想的是谁来接班？对于这位新掌门人，球迷的观点各异，在本报的调查中，认为应该请“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一样的懂经营管理的人才”的占37.92%，而“从足协内部挖潜的真正资深业内人士”占了35.4%。不管哪种观点，都折射出现在的谢亚龙的业余。前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中国足球需要职业的管理人员，如果管理人员不职业，其他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历史上，总局曾经有过动员优秀单项负责人到足协工作的念头，但无一例外都在各种情况的影响下没有成功。此前，包括排管中心主任徐利、重竞技管理中心主任马文广以及党组书记常建平等都曾被列为足协带头人的候选，但很多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放弃。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取得了51块金牌，能否让这些项目的主管领导带一带被人耻笑的足球？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很小。

　　此前，包括阎世铎以及谢亚龙都是“空降”到足协，现在，从足协内部挖潜也是一种选择，备受球迷爱戴的张吉龙，由于身体以及其他原因，他不太可能接班，而杨一民和薛立资历尚浅。南勇和谢亚龙平级，且在足球圈内经营多年，其一些成绩和观点都受到肯定。

　　不过，从目前来看，一切都只能是猜测，按照体育总局工作程序，足协的人事调整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