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1日，戴着一幅宽边眼镜，留着整齐的小胡子，头上大片黑发夹杂着丝丝银发，年仅41岁的大卫·乔尔·斯特恩，从拉里·奥布莱恩手里接过了NBA的权杖，也接过了责任，接过了拓展宏图的重担。

　　25年之后，斯特恩从发梢到发根，尽是一片雪花银，当初接下的NBA王国，已是遍布全球的帝国霸业。光阴似流水，在这道流淌的大水中，NBA的航母全速而稳健地前行，都是有了斯特恩在把舵，纵然偶尔遇上险礁，也总能化险为夷。

　　25年之后还有多少年？斯特恩微笑着说：“肯定不会有35周年了，甚至不会有30周年。”

　　他把握着方向，却归功于卖力的水手，“这些年来，我能完成这些事情，都是因为运动员们和我的同事。当然，在危机出现时，我会挺身而出，我也会做一些有乐子的事，比如选秀和颁发总冠军奖杯，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NBA的工作人员，和各个球队的老板。”

　　可他的属下，跟了他20年的NBA副总裁安德鲁·麦斯克却埋怨他：“他把我们快碾碎了，真的快碾碎了。”当然，带着敬意。

　　永远像铁人一样工作

　　3年前的NBA季前赛，斯特恩带着他的属下，坐着私人飞机从美国开拔，巡游欧洲。在那架飞机上，还坐着受邀的美国《体育画报》著名篮球记者杰克·麦卡伦。斯特恩有一回对麦卡伦说：“我刚看到你在打呵欠，去机场的路上，我还听见你打鼾了，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麦卡伦不甘示弱：“我也听见你打鼾了。”

　　“没错，可我有借口，”斯特恩微笑，“可我和你不同，我其实在工作。”

　　这是玩笑，可也不是玩笑。从美国启程飞往欧洲这一路，包括飞行时间在内的60个小时，斯特恩的时间表挤得连一枚针都插不进去。他参加了12次会议，出席了6次新闻发布会，和数千人握手，为上百人签名，观看了在巴塞罗那和罗马的两场季前赛，然后飞往莫斯科。在他的飞机上，整整齐齐地摞着《时代》、《福布斯》、《体育商业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些最新最权威的报纸杂志，他休息的时候，躺在自己的座椅上，两脚压在这些书报上。醒着的时候，他会争分夺秒地汲取信息，他最喜欢的是关于环境和医学突破的报道，当然，体育商业的内容不会错过。

　　从罗马飞往莫斯科的5个半小时之内，他打了个盹，90分钟。飞机上的其他人还在酣睡，他借着头顶昏暗的灯光，打开他的黑莓手机，手机上传来了一条糟糕的消息：尚在步行者队的斯蒂芬·杰克逊，因为在一家夜总会外开枪而被警方逮捕。“我真希望NBA可以对持枪的球员实行禁赛。”他叹着气。

　　然后是另一条消息：山猫队邀请他参加第一个主场比赛。“我想我又得开始我的洗车日了。”斯特恩笑了。他的“洗车日”，是比喻他忙碌的一天：早餐时的演讲，和球队老板的午餐，下午和当地的投资人进行会面，然后是晚上的比赛。

　　他比他的属下睡得都少，可任何时候，他依然精神抖擞。

　　1966年，斯特恩从哥伦比亚法律学校毕业，到普罗克绍尔玫瑰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个时候，他相信自己将成为纽约地区一名优秀的辩护律师。作为一名餐厅老板的儿子，这是年轻的斯特恩最美好的愿望。但之后不久，他被事务所指派到NBA工作，担任顾问，后来他离开了事务所，1978年担任NBA法律总顾问。1980年，他被任命为执行副总裁，随后担任总裁水到渠成。

　　“我曾经以为我在NBA里干几年就差不多了，没想到会呆那么久，”斯特恩回忆，“结果我发现我工作非常有趣，就像要解一道谜题一样，于是我很高兴地留了下来。”

　　20世纪80年代，“魔术师”、伯德和乔丹三位巨星，为NBA开创了新纪元，斯特恩携三人之手将NBA推向全球。可他们退役之后，NBA转向沉寂，有凋零之意，很多人猜测斯特恩会离开宝座，但斯特恩说：“总是存在大量的机会。当然，每当7月4日来临时，你会觉得非常疲倦，但在NBA里，总是有许多挑战，能让你保持年轻。我说我没考虑退休，是绝对发自内心的实话。”

　　因为存在这些挑战，所以他不会感到疲惫，依然保持着一名律师的锋芒，总是口若悬河，不停地提出设想和建议，好像一个铁人。他的下属开玩笑说：“也许他唯一在倾听的时候，就是他睡着的时候。”

　　最大功勋实现全球化

　　斯特恩个人有许多爱好，他喜欢歌剧《泽西男孩》，这很像他自己，他家的餐厅在曼哈顿，但他在12岁那年搬到了新泽西，在那里上了高中。“我在我们的同年级500名学生中，排名第112位。”他说。

　　他也喜爱体育，他不怎么喜欢冰球，偶尔会看看棒球，在两个儿子安迪和埃里克年幼时，他会陪他们一起看纽约大都会的比赛，可他最喜欢的却是橄榄球。“我是纽约巨人队的球迷。”斯特恩承认。

　　看着他年轻时的照片，他觉得自己那时身材很好，可他现在是个不折不扣的甜食爱好者，怎么戒都戒不掉，甚至在飞机上，他都会吃一种叫做“瑞典鱼”的果酱，所以现在有了退不下去的肚腩。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动了几次膝盖的微创手术，现在走起路来，如果仔细观察，还有点微微地瘸。篮球是打不了了，现在他只是偶尔和结婚43年的太太戴安娜一起，去打打网球。

　　戴安娜是斯特恩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斯特恩在新泽西的提纳克高中读书时，通过朋友认识了戴安娜。在他上法律学校一年级时，两人就结婚了，直到今天，已经整整45年。戴安娜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所以可以跟着斯特恩到处巡游，两人最喜欢的运动，也是长距离的散步，在巴黎的时候，唯一的一天空闲时间，两人就在巴黎市内一直散步。

　　“大卫的方向感很差。”戴安娜说。在巴黎的酒店内，他甚至会“迷路”，明明电梯在左边，他也会往右边走，这时显出了戴安娜的重要性。

　　在NBA的拓展上，戴安娜也给了他很多建议，包括向欧洲和亚洲的进发。但到最后，一定是斯特恩自己拿主意。比如在向中国进军时，当时由于对中国局势不够了解，很多人都劝斯特恩不要轻举妄动。“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困扰我，”斯特恩说，“家里的那个声音(指戴安娜)也一直在提醒我。但我的责任就是帮助球队的投资人赚取更多利润，无论我个人是什么感觉，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于是有了众所周知的斯特恩在中央电视台传达室苦苦等了几小时，最终将NBA送进中国的故事。

　　“领导人的最大魅力来自于他和人沟通的技巧。”曾经担任秘密特工，后来成为斯特恩私人保镖的唐·鲁昂格说。斯特恩能将NBA推向全球，与他的沟通技巧有很大关系。与全球很多赞助商或者电视转播机构管理人员只见过几面，他就可以记住他们孩子的姓名。在欧洲和赞助商的会议上，他可以看着图表，告诉对方：“你这里少了一个百分号。”让对方敬佩不已。

　　在总结自己做出的最大贡献时，斯特恩说：“首先是在‘魔术师’感染艾滋病后，NBA做出了积极反应，在全世界引发了积极的探讨。其次是那些对黑人运动员在我们联盟占据大部分所发的牢骚。但巴塞罗那和北京(奥运会)，是两道最鲜明的刻痕，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运动员值得全世界球迷尊敬和爱戴。”

　　25年内，斯特恩将NBA打造成了一个积极正面的联盟，插上翅膀，飞遍全球。斯特恩应该没有遗憾了，即便他的任期只剩下不到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