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伊的下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99年霍顿的下课。两人都是由于“副业”害了自己的“主业”，所不同的是，霍顿以国家队主教练的身份入主国奥，但由于国奥队的惨败导致下课。而杜伊正好相反，以国奥队主教练的身份进入国家队，但由于国家队的惨败间接导致如今的下课。有趣的是，就在霍顿下课之前，当时的足协掌门人王俊生也与他进行了一次关门密谈。非常相似的命运让这两个洋帅的下课具有很大的可比性，但是，不同的时代和领导者却让他们下课的过程大相径庭。令人诧异的是，将近十年间，同样的炒教练，所使用的程序与手段都向着“阴谋化”的方向发展。
1999年，中国国奥在无缘悉尼之后，本想靠11月5日中国国奥队与巴林之战挽回些颜面，但最终国奥队0比1负于巴林，这成了最后压垮霍顿的一根稻草，当时的舆论已经完全倾向倒霍。但是当时以郝海东为首的球员们却力挺霍顿。以王俊生为首的中国足协在经历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迅速地想出了解决霍顿去留问题的后续手段与思路，即责成霍顿10日内提交一份执教总结报告的同时，请国内26支甲A、甲B球队的主教练及圈内知名足坛老前辈、专家学者就国奥队九强赛的整体表现进行评定，作为足协决定霍顿去留的一个重要依据。1999年11月15日，号称“公审霍顿”的26主教练会举行。当时的情况是，百分之八十的教练给霍顿投了反对票，中国足协在得到多数教练的支持下，名正言顺地将霍顿拿下。应该说，这次“公审”是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议中很多人的发言随后也大篇幅地登载在媒体上。因此，虽然也属于非正常下课，但当时的程序却没有任何值得诟病的地方。
如今杜伊下课则完全不同。首先，杜伊经历了国家队兵败之后，谢亚龙为首的足协没有让杜伊进行任何总结，也没有就此展开“杜伊下课研讨会”。而在杜伊回到国奥队一个月间，分别传出杜伊“迟到门”、“默哀门”等负面消息，紧接着队中大佬球员联名上书要求杜伊下课，谢亚龙马上宣布杜伊下课，整个过程隐秘而混沌。
实际上，成绩不好一直是中国教练下课的直接原因。霍顿无疑是成绩不好的直接责任人，杜伊也是。但两人下课过程的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当年霍顿的翻译谢强向记者表示，这种不同主要是由于领导者性格和行事方式的不同造成的。王俊生当时在与霍顿谈话时说：“你不下课，就是我下课，要不然咱俩都下课。”在当时国奥兵败的情况下，霍顿是直接的责任人，他下课是履行责任。但即使是让霍顿下课，业务干部出身的王俊生也采取了一种公开透明的方式，给了自己以及霍顿足够的支撑理由。而中国足协上下仍然表现出了对霍顿的尊重，在合同里规定的薪酬等方面最后都得到妥善处理。即使是在霍顿带队期间，他也有着现在无法想象的绝对权威。对于阵容名单，霍顿有着绝对的决定权，而王俊生则并不进行任何干涉。相比之下，谢亚龙则是个能力一般但执行力很强的人，非业务干部出身的他对于中国足球的很多决定显得草率而大胆，在与杜伊的权力斗争中，他渐渐发现自己控制不了杜伊，而此时他迅采取了制造舆论等非常手段，逼迫杜伊下课。谢强同时表示，谢亚龙对于中国足球的草率是从他选帅就开始的，因此三年多换掉10个人的情况，只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