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那样乐观地忽略时代背景，畅想着中国队再次驰骋于十强赛的欢娱……”7月9日，在终于落实了《中国足球万言书》大型调查专题后，数日来为此专题的调研做了大量细节工作的本报编辑部内，一句感慨引发一片沉寂。中国足球的苦难深重让我们从不缺少大型新闻调查的制作能力，只是在2008年，为了追查拉杜军团诀别南非世界杯真相，为了能够更细化地针对中国足球现实提出设想和规划，我们用了长达25天(从6·14惨败给伊拉克出线无望开始)的时间，这25天中，始终让调查者李承鹏和赵震、以及后方专题组痛心和纠缠的，正是这个奥运当前的“大时代背景”被误读和滥用。
“中国足球的问题是体制问题……”谢亚龙公关宴上曾做此论断———貌似深刻，实则失真，他在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时代背景，以便让人们忽略他在这个背景下的功利行径———在对20强最后四场的国家队更衣室内幕进行重现后，在对拉杜组团后国家队和国奥队两线的玄妙矛盾进行调查后，在对谢亚龙近一年的工作方式和政治手腕进行还原后，本报调查员李承鹏得出结论：体制的痼疾不是此次沦陷的唯一和致命原因，此番中国队死得如此凄惨，是谢亚龙们带着个人目的借“奥运”名义操作足球带来的极端化失败，奥运没有错，是“奥运至上被当成幌子”害了中国足球。在2008年或更早之前审视中国的任何政治和体育事件，都无法剥离开奥运背景，具有敏锐社会洞察力的李承鹏，用他翔实的调查和犀利的笔锋，将大时代背景下被人为扭曲的中国足球的种种变异和丑陋真实呈现。
“中国足球未来还是要走技术足球的道路……”这是福拉多在足协告别宴上给出的“忠告”。但这只是一个“局外人”的看法———貌似具体，实则天真。他并不真正了解这个时代背景被滥用的杀伤力，他更不知道，中国足球在2008年和北京奥运结束后，将面临的改制和重生契机———在对萎靡不振的联赛的生存障碍进行集中整理后，在对凋零的青少年足球发展现状进行细致跟踪后，在对不断萎缩的足球市场进行深入后，本报调查员赵震得出结论：未来的中国足球如果想要振兴，必须抛弃以国字号球队为中心的发展观念。完善职业联赛体制、重新建立青少年足球体系、发展低级别和业余足球联赛应该是未来中国足球发展的三个方向。在2008年或更早之前的七年间，中国足球基本建设处于完全荒废的情况下，完成奥运会这个历史使命后，变法求新生是必然的。革命就在眼前。
本专题推出时，正好是奥运会倒计时30天，进入冲刺阶段的国奥，杜伊的带队依旧潦草，从“奥运至上”到遗祸奥运，谢领队当道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