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仅仅在管理体系与模式上调整、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更需在国家体育战略体系上进行结构调整，
●中国足球当与“奥运战略”脱钩，奥运男足只是一年龄段赛事。足球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区别对待。
●“奥运战略”与“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两大成功法宝，但不等于“职业化”在中国体育界没有生存空间。
●仅强调一种制度的“利”而不谈其“弊”，或比较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时，用一方的“利”去比较另一方的“弊”，只能使认识上出现严重偏差，更将导致实践中进一步偏离正确的轨道。
●“举国体制”曾让中国女足辉煌过，中国女足尚不具备职业化条件，现实决定了女足当坚持“举国体制”。
新十问之二(下)·为什么不还给属于中国足球自己的天空？
08奥运很快就要在北京开幕，这不仅仅是当前中国体育界的头等大事，更是全中国人民的大事。但奥运会后，中国足球肯定还要继续搞下去，问题在于怎么搞。痛下决心前，我们首先要有长远的战略目标与规划，更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让中国足球与奥运战略脱钩
前一问中提出了“放权”中国足球的话题，即在管理体系与模式上进行变革，但仅仅管理上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在整个国家体育战略体系上进行结构调整。中国体育有今日之辉煌，与“奥运战略”密不可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战略。必须承认，“奥运战略”和“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法宝。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在“举国体制”下，究竟要不要推行“职业化”？在“举国体制”为主体的中国体育界，“职业化”究竟有无生存的空间、又该如何去生存？
中国社会当前正处转轨期，中国体育界也在所难免地出现了“举国体制”与“职业化”的双轨制。恰恰是由于我们不愿意直面这一问题，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才导致中国足球如今问题重重。面对矛盾，我们能否换一种思维方式，即让中国足球从“奥运战略”中脱离出来。这固然与中国足球根本就没有实力在奥运会上为国增光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奥运男足项目的特殊性。
第一，男足是奥运会上唯一有年龄限制的项目，其他项目没有这样的限制。换而言之，奥运男足只是所有世界性足球大赛中一个年龄段的赛事。U17世少赛、U20世青赛、U23奥运会与世界杯——四大赛构成世界足坛的竞赛杠杆。无论水平还是规模，奥运男足都无法与世界杯相提并论，奥运男足仅16支参赛队，为世界杯的一半，且参赛名额的分配也不同，作为世界足坛中心的欧洲有14至15队征战世界杯，但奥运会却只有4队。
对照奥运男足与世界杯的成绩，巴西是世界公认的强国，五获世界杯，但奥运会上从未夺金。欧洲公认水平最高的英格兰队、意大利队、德国队在过去16届世界杯累计8次夺冠，奥运会上却从未染金，抛开英格兰因资格问题不谈，意大利队和德国队在奥运会上最好成绩仅为第三名。自1992年奥运会实施年龄限制以来，巴西、德国、意大利、法国等队甚至连最后冠亚军决赛都未进入过，倒是非洲的尼日利亚队和喀麦隆队两次夺金，但世界杯赛上，非洲的最好成绩也就是喀麦隆队、塞内加尔队的八强。这就是说，奥运会其他项目的水平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唯独男足是例外，它只是全球U23岁以下最高水平的足球赛事，与世界杯有着本质差异。
至于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巴西队派出了小罗、罗比尼奥等球星压阵，必须看到巴西队从未奥运夺金的事实，另一方面，邓加因在最近三场世界杯预选赛中未有胜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旦无法完成夺金任务，很可能就此“下课”。当年的卢森堡格就是因未能奥运夺金而“下课”。而阿根廷队夺取雅典奥运金牌，与02年世界杯赛上惨败不无关系，此番又希望卫冕，因而将里克尔梅、梅西(适龄)等球星召入。但无论巴西队、阿根廷队派出再强的阵容，也无法改变奥运会只是U23青年赛事的本质。
第二，男足项目的奥运会与世界杯亚洲区预赛同年进行。球类项目影响力最大的“三大球”中，男、女篮和男、女排等都是每四年一个周期，以世界杯赛、世锦赛、奥运会等三大赛事为一个循环，在不同年份进行。像游泳、田径等其他项目也有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三大赛事，也在不同年份进行。因而，其他各个项目备战奥运时完全可以把世界杯、世锦赛当作是练兵场，以奥运为终极目标。但男足项目却不同，FIFA为防止奥运会喧宾夺主、使世界杯失去“世界第一赛事”的地位和影响力，作出了奥运年龄限制的决定，使男足只有世界杯这一个顶级赛事。虽然世界杯也是四年一个周期，但时间跨度却是3年，像2010年世界杯从2007年9月就在全球展开了预选赛，直至2010年7月才结束。世界杯足球赛的时间跨度之长是其他项目所不可比拟的，而且世界杯预选赛开始之年恰恰就是“奥运会年”，这也是有别于其他项目之处。
第三，世界杯预赛在奥运会之前展开。不少运动项目像曲棍球等，每年都举办一次世界杯或世锦赛，但如果在“奥运年”举行，一般都安排在奥运会结束后。但男足不同。FIFA提前10年列出每年赛事的具体赛程，其他项目却做不到。而且，根据FIFA列出的未来10年赛程，亚足联在2003年7月15日的吉隆坡会议上，决定与FIFA实施统一的竞赛时间表，已推出了亚洲范围内到2012年的竞赛时间表，对世界杯亚洲区预赛的赛程、赛制也都进行了大调整。以往，世界杯亚洲区预赛一般都在“世界杯年”前一年展开，像法国、韩日世界杯分别在1998、2002年进行，亚洲区预赛在1997、2001年展开。但2006年德国世界杯亚洲区预赛在2004年2月就全面展开、2010年世界杯在2007年9月就展开。中国队连续无缘小组出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亚足联的新赛制、新赛程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估计不足，摇摆于奥运会和世界杯之间，导致应对与准备不足，最终只吞苦果，严重挫伤了中国足球界的积极性。
正是有上述特点，中国体育在实施“奥运战略”时，就必须充分考虑男足项目自身的特殊性，按足球所有的自身规律办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举国体制”与“职业化”互补
我们在总结“奥运战略”取得成功的原因时，首先就应归功于举国体制。但已步入市场的中国足球每况愈下，并与其他运动项目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形成鲜明的反差。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都是在中国，“为什么女排可以一天集训七小时，一年可以集训半年以上，男足就不行？”“为什么篮球可以搞南北分区，中超就不行？”“为什么女网可以短时间内取得突破，男足就不行？”等等。
世间万物都没有绝对的利与弊，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利，更有其弊。如果仅仅强调一种制度的“利”而不谈其“弊”，或在比较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时，用一方的“利”去与另一方的“弊”进行比较，都将导致我们在认识上出现严重的偏差，更将导致行动中进一步偏离正确的轨道。面对中国体育的现状，无论“举国体制”还是“职业化”，其实都有很好的生存空间，甚至可以起到“互补”的效果，但问题在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混淆了两者的利弊关系。
中国足球步入职业化之初，我们只谈职业化之“利”和过去专业体制下的“弊”，对于专业体制的“利”和职业化的“弊”却避而不谈，加上对职业化本身的“弊”缺少足够认识，也就导致了中国足球如今的“畸形”。一旦受挫，便开始怀疑“职业化”，又开始怀念起“举国体制”的“好”来。
最典型的就是现在中国踢球的人越来越少，一个长期以来为外界所忽略的现实是，自1994年走向职业化后，专业时代的业余体校制度不复存在。但在旧有体系被“废”后，职业化10多年了，中国足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新的人材培养制度，特别是充分结合现有的学校体育系统来为足球培养后备人材。加上足球在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差，踢球的人越来越少也就不稀奇。于是，我们就重新想起了“举国体制”下的业余体校制度。可是，足球如果真正走向职业化，它最强调的恰恰就是后备人才的培养，面对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的现实，我们不是首先去反思我们在推行职业化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偏差，而且想其他办法，结果依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再譬如，每每谈及中国足球，我们总是喜欢拿女排说事。问题在于，世界足坛职业化程度多高、世界女排的职业化程度又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体坛职业化程度越高的项目如足球、篮球、田径、游泳等等，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就越大，更不用说像F1等那些非奥运项目了。相反，中国屡屡在奥运会上夺金的多数项目，恰恰是世界体坛职业化程度不高、或是无法走向市场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将非职业化程度很高项目的成功经验照搬到高度职业化的项目上，显然是行不通的。中国足球这些年的实践一再证明这一点。
“职业化”的核心是竞赛，通过比赛这根“杠杆”把运动员与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女网这些年突飞猛进，不断参加高水平比赛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不是主动“走出去”，而是天天在国内搞封训，能取得突破吗？类似的还有刘翔。对照男足国家队、国奥队，尽管这些球员一年到头都在参加各种比赛，但更多的是国内低水平的比赛，真正集中起来一年参加的有质量的国际A级比赛有几场？这些年，国外足坛行家一谈中国足球，提及最多的就是“经验缺乏”，这恰恰就是高水平比赛过少所致。85国青队在荷兰世青赛上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在于：备战期间在一个半月里打了11场高水平的国际比赛，是所有参赛的24队中是热身场次最多的，排第二位的有4队，均只有5场。这一正一反的例子，恰恰验证了女网崛起的成功经验之一——多参加高水平国际比赛。
在中国体育界现行的“双轨制”下，各个不同项目备战奥运会，就应该区别对待。世界职业化程度不高的、无法在市场上找到生存空间的运动项目，就应该旗帜鲜明地推行“举国体制”，有关方面就应该全力以赴地在财力、物力等各方面予以支持。但像足球等已步入市场的项目，首先应该是尊重职业化的原则和市场规律，任何违反原则与规律的行为，都将受到市场的惩罚。中国足球走到这一步，无论竞技水平还是市场开发持续滑坡，就是因为有关管理部门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利益，以运动成绩和国家利益为“借口”来延缓改革甚至要开倒车所导致的必然恶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举国体制和职业化不仅仅在当今的中国体育界能够共存，更可以在足球项目中互补。例如，这些年来俱乐部队参加亚冠联赛时，足协经常“开绿灯”，调整个别联赛场次。这恰恰就是在“职业化”后扬长避短，利用了“举国体制”之“利”——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但这在日、韩却很难做到。所以，不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之路”走错了，而是在走的过程中，具体的操作、运营与管理上出现了偏差。
女足当继续坚持举国体制
奥运足球项目中除了男足之外，还有女足。对于中国女足的发展，我们同样需要区别对待，照搬男足方式显然不行，可以也应该继续坚持“举国体制”，这是女足自身的市场性质所决定的。
女足曾是中国足球的“遮羞布”，如今也开始沦落了。但女足之所以能辉煌，靠的是什么？固然，女足称雄的那个年代，世界的女足运动刚刚起步，我们是“专业”打“业余”。随着世界女子足坛借助男足职业化而迅速崛起，中国女足便不再有优势。但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在总结成功的经验上继续发扬优势，而是照搬中国男足之道。中国男足职业化之路尚且是“四不像”，用男足方式搞女足，只能是“死路”一条。
早在2005年1月，我在清远采访如今重新担任中国女足主帅的商瑞华，他分析女足滑坡的原因就明确提出：“女足能两夺世界亚军，就是充分发挥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在竞争中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女足成绩下滑并不是因为国外搞起了职业化，而是我们没有发挥出我们在举国体制方面的优势。以美国为例，为什么职业女足大联盟最终‘流产’了？说明女足走向职业化的条件还不成熟。而我们在那个期间也学习男足走职业化。我觉得女足不同于男足，现在中国女足的职业化条件还不具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我们在举国体制上的优势，也许女足不至于下跌那么快。所以，专业化还是职业化的问题不是中国女足复兴过程中的最主要问题，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个问题。”
事实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每谈及女足，我们总是谈论女足球员报酬过少，并质疑为什么还不如男足。这其实就是在偷换概念。真正的问题在于，男足并不是靠拨款，而是市场行为。中超联赛再怎么被外界“挤兑”，平均每场上座率可以保持在一万人次以上，这是女足根本无法做到的。这从一个侧面也佐证了商导的说法，即中国女足的职业化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强行将女足推向市场，效果自然适得其反。尽管中国女足最终还是要走向职业化，但至少现阶段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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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务都有矛盾的普遍性，更有其特殊性，各个体育运动项目也一样。在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如果一味只强调运动项目的“普遍性”，而不顾男足项目的“特殊性”、违反运动项目本身的规律，搞“一刀切”，等待中国足球的只能是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几年来，中国足球所受到的惩罚已够多了，但我们就是不吸取血的教训。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该是区别对待、将男足从“奥运战略”中脱离出来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