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苏轼
距离奥运男足赛开幕只有三周了，国奥队似乎一片乱象，甚至有消息说主帅杜伊会“下课”。姑且不论外界诸多说法的真实性，就以眼下杜伊和国奥队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来说，站在各自的角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唯独缺少“求同存异”。
双方缺乏真诚的沟通
世间万物本来就是紧密联系的，也是在矛盾中不断前进、发展。如果没有矛盾，这个世界也就不称之为“世界”了。尽管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可实际却是我们更多地习惯于只是站在一个角度看事务，要么全白、要么全黑。若真如此，矛盾倒也好解决。但现在的国奥队似乎矛盾很难解决。
其实，这种情况已不是第一次出现，而且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些年来，但凡外教到中国执教，都出现过类似的情景，从最早的霍顿到后来的米卢、阿里·汉、克劳琛、福拉多等等，无一不是如此，而且十年来，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过。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外双方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等差异，老外不可能改变中国人、中国球员的思维方式，同样中国人、中国球员也很难理解老外的思维。事实上，仔细回想一下这些年来中外双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摩擦，就可以发现如今杜伊和中国足协之间的问题只是过去霍顿、米卢、阿里·汉、克劳琛等与足协已经有过摩擦的一种延续，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例如，站在杜伊的角度，球员选拔应该由他这个主教练说了“算”，他自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足协在他拟定24人名单后还要加上他不想要的五人。站在中国足协的角度，中国的好球员拔了来、拨了去也就那么几个，还有什么可以考察的？为什么连这么好的球员(以足协和中国人的衡量标准)你杜伊都不要、还想要什么样的好球员？
在具体的技战术中，杜伊认为自己平时的训练、讲课中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而且作为教练，就是在整体上、原则上要求队员，至于具体怎么做，球员根据场上的具体情形去作出选择和决定。但站在队员的角度，他们感觉杜伊就是讲得不细、不透，应该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要讲明白他们具体该怎么去做。因为杜伊讲得不细、不透，自然对杜伊“有意见”、于是就要向中方反应。中方就找杜伊，希望他能够说明白些。
这容易让人想起2003年东亚四强赛期间的一幕，当时的阿里·汉告诉担任右前卫的杜苹，告诉他在拿球之后有三到四种选择方式，实际比赛中可以根据情况自己作出判断。可在与日本队的比赛中，杜苹反而不会踢了，还把身后徐云龙的线路给挡住了。事后，时任领队朱和元找阿里·汉，说中国球员没有那样的能力即根据场上形势自己进行选择，所以他建议阿里·汉就把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告诉队员，就ok。而队员也可以做的很好。这就是中国足球的现实。如果有了这样的经历，在和杜伊交流时明确什么是“讲细”、“讲透”，进而这与中国的整个教育方式有关，杜伊也许就可以明白了。但杜伊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讲细”、“讲透”。而有过经历的球员就说霍顿讲得细。
本来，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可怕，就像今年1月份我曾写过一个《杜伊到国足来干什么？沟通！》的博文中所说的那样，只要是人，总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而且也不可能要求两个独立的人会用同样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并得出相同的结论。可在大的原则性问题，至少应该有共识，只要双方多沟通、多交流，所谓的“矛盾”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中、外之间需要架起一座“桥梁”。现在国奥队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在于缺少这样的“桥梁”，最终的结果只能加剧矛盾的激化。
例如，在延吉集训期间，杜伊和球队之间的矛盾业已存在，但此时媒体上出现了有关杜伊“我知道足协对我不满，现在我只想完成合同”的报道。在西方，每一个人都有着严格的“合同意识”，这样的讲话意味着：“我会继续遵守合同，合同到期之前，我还会负责任。”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理解，这样的说话就等于杜伊是想着混日子履行完合同，属于“得过且过”。再对照现实情况：国奥队沈阳集训期间是一日两练，到延吉后因球员身体监测指标超标，突然变成了一日一练，而且每堂训练课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于是，中方更加坚信杜伊是在“撂挑子”、“混日子”了。同样的一句话，就是这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只能导致双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激化。
再譬如，杜伊经常以他在加纳执教期间的经历为例，包括像库福尔这样的世界大牌球员，他都敢“开刀”、排除在加纳国家队门外。而中国的所谓“大牌”还能有比库福尔更大的“牌”吗？为什么就不能采取类似的方式、将中国的那些所谓“大牌”排除在国奥队或国家队门外？可是，连中国球迷都知道，在中国足坛，球员是要被“哄”着他们才会踢好球的，因为好球员就那么几个。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问题的方式，就必然导致双方在具体的做法上的差异。
为什么双方缺乏“真心”？
也许，有人会对这样的说法提出这样的疑义：杜伊到中国执教已经快两年了，双方之间的交流还少吗？事实也确实如此，包括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谢亚龙不断找杜伊，杜伊也几乎每天都要召开业务学习会，可效果并不理想。为什么？
原因恐怕还要从杜伊到中国执教指挥的第一项大赛——多哈亚运会说起。
如果有印象的话，球迷朋友们都记得杜伊当时是率18名球员前往参赛。但杜伊在亚运会期间上网查阅有关亚运会竞赛规程时无意中发现，足球项目规定各参赛队可报20人。可出征之前，足协告诉他只能18人。这令他非常恼火，而事后笔者经与足协有关人士核实，也承认了告诉杜伊说就是只能派18人参加。
众所周知，与人打交道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多哈亚运会是他第一次带中国队参赛，出现这样的情况，站在杜伊的角度，他会对中国足协有怎样的看法？“撒谎！中国足协怎么撒这样的谎？”
实际情况是：足球队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中的一个项目，代表团为了压缩人数，下令只允许男足报18人。如果足协当时能坦诚相告，讲明事情的原委，杜伊也许可以理解并愉快接受。问题恰恰就在于足协此时采用了“隐瞒”的手段。于是，杜伊和足协间的信任度也就大打折扣了，但凡以后出现类似的情况，即便是足协再怎么解释，杜伊恐怕轻易也不会相信。
譬如，谢亚龙到国奥队担任领队，特别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的背景下。站在杜伊的角度，作为足协的“一把手”亲自到球队担任领队，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来？杜伊产生“是不是已经对我杜伊失去了信任”的想法也就再正常不过了。于是，杜伊有“抵触”情绪也就很正常了。但谢亚龙这次到国奥任领队的确是“中国特色”，因为总局下令各个运动项目的主管领导必须亲自直接担任领队。
再譬如，参加奥运会时，替补席上除了7名替补队员外，官员、教练员总共只有7人。国奥队确定的七人除了杜伊和他的翻译外，其他分别是领队谢亚龙、一名队医、一名守门员教练、一名中方助教和足协外事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杜伊看来，这样的安排很不合理，谢亚龙作为领队坐在替补席上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还要足协外事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还要占一名额？比赛时，难道要通过这名工作人员去和谢亚龙商讨换人等事宜？但是，杜伊并不清楚，足协外事部的这名工作人员是直接对口国际足联，负责联络等事务，而不是充当谢亚龙的翻译。这是中国奥运代表团的统一要求，其他运动项目也是一样的要求。
本来，像上述小事完全可以沟通、消除误会。但因有了多哈亚运会的那一幕，站在杜伊的角度，他会轻易接受足协的“解释”？
寻找“桥梁” 求同存异
如今，杜伊和中国足协站在各自角度与立场各执一词，导致矛盾的激化。杜伊肯定有自身的问题，而且很多问题无法回避，同样，中国足协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中国足协还是应该首先反思自身的问题。例如，明知道中、外之间存在着文化、思维的差异，缘何不能很好地找到一个沟通的“桥梁”？
其实，不仅仅是中、外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异，相信很多人日常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熟练掌握外语的人和不会外语的人，在考虑问题时角度、出发点、方式也都不一样。中国足协(其实何止中国足协)在处理问题时，常常用自己习惯的行为方式去要求老外，出现矛盾之后还常常抱怨他人“不懂”，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激化矛盾，让外界看笑话。所以，杜伊和足协之间的问题，不是一两天才形成的，更不是新近才出现的。
当我写下这篇博客的时候，我只是想强调一点，我既不是在为杜伊说话，也不是在为足协找借口，只是跳出我们习惯的“谁对谁错”的简单思维方式，试图探究矛盾的根源。前面已经说了，矛盾的出现并不可怕，问题在于双方能够找到共同点，“求同存异”。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其实就是双方最好的共同点，为能完成奥运任务，双方有什么问题和矛盾无法解决？而解决的核心就在于找到双方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桥梁”。
2008年7月16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