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队将中国足球再次一个大脚踢进历史的冷宫。阿克拉姆们的进球，如同历史和中国足球开了个玩笑。让中国足球见血封喉的，还真离不开所谓的“伊拉克模式”。可笑的是，中国足球恰是“伊拉克模式”的忠实效仿者。
专题撰稿 本报驻京记者 顾晨
总局敲定
奥运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足协管理层起初对奥运会和世界杯间的关系有客观的认识。去年下半年，足协内部多次讨论，在多位中层干部的建议下，足协管理层认为必须要先保世界杯，再保奥运会。“对足球项目而言，奥运会只是个23岁年龄段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世界杯才是真正的压轴戏，而且关系到未来几年中国足球的前途命运。”足协人士当时这样表示。但是这种针对具体项目的客观分析，却遭到了更高层的否定。
去年12月底，体育总局高层听取足协备战汇报，谢亚龙在发言中提出在结束世界杯预选赛后专心备战奥运会，但受到了几位副局长的质疑和否定，他们的目标都是要求从今年年初就要围绕奥运会进行备战，不能把世界杯作为2008年的工作重点。会议精神在足协内部传开之后，再联系到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中超南北分区”风波，大家对于2008年的前景已心知肚明。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中国足球从正常的“两队并行”更替到国奥队主教练为首的“一总两队”，再到疑似“伊拉克模式”的大国奥队。种种历史的巧合汇集在中国足球的病躯之上，再加上中国足球主体的软弱乏力，最终制造出了这么一支“史上最差国足”。半年之前，“史上最强”的豪言音犹在耳，阿克拉姆们便打醒了黄粱一梦。
与其说阿德南尊敬中国队“并非弱旅”，还不如说阿德南在尊敬“伊拉克模式”。
“大国奥队”纯属偶然
从2004年底到2005年，一份主题为“伊拉克模式”的研究报告从体育总局高层下达到足协管理层，其核心内容就是研究伊拉克国奥队如何突破历史，杀进雅典奥运会四强。自日本队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获得铜牌之后，这是亚洲球队时隔36年首次闯入四强。对于中国体育管理部门，尤其是渴望获得突破的足球项目，更想从伊拉克队身上取得真经。
说起来有些搞笑。被中国人研究成一种模式的伊拉克大国奥队，其实是无奈之下的应急之举。2004年4月，由于国际封锁，伊拉克国家队德籍主教练斯坦奇一直滞留约旦，无法进入伊拉克境内执教。无奈中，斯坦奇被迫在亚洲杯开幕前两周辞职走人。面对即将开始的亚洲杯，伊拉克队只能采用了“临时抱佛脚”的策略，任命当时的国奥队主教练阿德南兼任国家队主教练，并临时决定由伊拉克国奥队以国家队的名义参加亚洲杯赛。
熟悉“伊拉克模式”的人士分析，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备战的角度而言，伊拉克人都没有足够的准备重新寻找主教练和球员组队参赛。加之伊拉克国奥队还要参加奥运会，本身也需要联系热身赛。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前，伊拉克足协不得不让国奥队顶替国家队参加亚洲杯。结果伊拉克队被中国队淘汰，随后的雅典奥运会上创造历史进入四强。
“从很大程度上而言，伊拉克国奥队的成功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很难具有复制性，更不用说把他上升到模式的高度了。”熟悉“伊拉克模式”的人士分析，加上伊拉克连年的战争环境锻炼了球员不同一般的心理素质，中国球队几乎无法复制伊队的成功。小概率的偶发事件却被管理层奉为至宝：伊拉克国奥队都能突破四强，我们作为东道主为什么就不能？
“一总两队”无奈复辟
2007年7月，巴西人维埃拉指挥伊拉克队夺取亚洲杯冠军，“伊拉克模式”的终极效应被无限放大。与此同时，亚足联通过的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竞赛方案,让外交失势的中国足球人措手不及。原以为能在奥运会后再定夺国足生死的中国足协，无奈面对奥运会前打完20强小组赛。
于是，足协不得不煞有介事地召开所谓的教练委员会全会，议题就是讨论国家队如何重组。“说是讨论，其实方案早已经确定了，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总两队’模式。”两队之上设一名总教练，由国奥队主教练杜伊担任，但杜伊的重心在国奥队上，国家队则设立一名执行教练，与杜伊在人员、技战术打法等方面进行协调、沟通，确保首先完成08奥运任务。
“问题是，正常结构都是由国家队主教练担任总教练，统领三军，而我们是由国奥队主教练担任总教练一职，这个根本上的差别就决定了后来的一系列错误。”在足协内部，如何挑选一名能够和杜伊科维奇配合，并且听话的外籍教练，也曾经是争论的焦点，但最终还是归结为由杜伊本人推荐。这便是后来“拉杜配”的基础。
今年1月底开始，外界对于福拉多的不满之声日益高涨，中国足协也随之逐渐将杜伊推上前台，并且在重庆四强赛上正式将其推进国家队的旋涡。至此，“一总两队”的结构也开始逐渐朝着“伊拉克模式”下的大国奥队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其实从去年底的热身赛开始，这种变化就已经开始了，当然杜伊熟悉国奥队员，愿意多用国奥队员也是事实。但国家队的比赛毕竟和国奥队的比赛不同。”一位长期跟踪国家队的资深人士表示。
